時殷弘：關于國際關系的歷史理解
【內(nèi)容提要】 國際關系研究基于歷史理解。對國際關系理論思想而言，國際關系的歷史論述、思考和解釋有首要意義;倚重歷史-哲理思考的經(jīng)典方法應當是國際關系理論化的首要方法。國際關系史研究有其本身獨特的重大價值，并非從屬于世界或區(qū)域的政治史、政治經(jīng)濟史或社會發(fā)展史研究。無論是國際關系學還是國際關系史學，都需要有廣闊的視野、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舍此不會有真正的歷史理解。
【關鍵詞】國際關系研究 歷史理解 國際關系史研究
《關于國際關系的歷史理解》--這個題目意味著本文是一種"片論"，多少類似于邊沁(Jeremy Benthan)的《政府片論》(A Fragment on Government)和根茨(Friedrich Gentz)的《歐洲均勢片論》(Fragments upo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urope)。它遠沒有涵蓋國際關系的歷史理解所包含的所有問題， 甚至也沒有包含其中多數(shù)重大問題。然而，它要談論的確實屬于以下3類重大問題：(1)國際關系研究基于歷史理解;(2)在總的歷史理解領域，國際關系史研究有獨特的重大價值和與之相應的獨立地位;(3)國際關系的真正歷史理解需要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即"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智識恢宏性或廣闊的視野。
一、國際關系研究基于歷史理解
國際關系研究基于歷史理解。這一原理寓于國際關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歷史，或曰構成國際關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傳統(tǒng)。西方國際關系思想始于修昔底德對希臘城邦國家間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在他看來"比先前各場戰(zhàn)爭大得多的"一次戰(zhàn)爭--的歷史論述，絕非偶然。只有在一段足夠顯著直觀、復雜豐富、漫長多變的國際關系歷史中，才能夠相當充分地提取那些有可能"垂諸永遠"的人類政治教益和國際關系經(jīng)驗。(注：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1951,pp.14-15.)
現(xiàn)代政治思想和國際關系思想的肇始同樣出自歷史考察和歷史理解。就其開創(chuàng)者馬基雅維利而言，無論是他在生前出版的惟一著作《用兵之道》，還是凝聚了他最多、最久思考的三卷《論李維》，或是他那著名的、格言式的《君主論》，都主要源于他的歷史觀察和思考--特別是對古羅馬共和國歷史的觀察和思考。以其《用兵之道》為例，他希望能在當時的意大利得到采納的新兵法，實際上是羅馬軍陣的舊法則。他試圖基于古代資料顯示羅馬人如何打仗，由此推導出羅馬軍事史實背后的原理，并且表明可以將它們應用于現(xiàn)今。依據(jù)古代歷史文獻資料，特別是依據(jù)韋杰提烏、弗朗提諾和波里比阿的文獻資料，馬基雅維利敘述了羅馬軍隊的組織和羅馬的戰(zhàn)爭方式，而在觀察一個個特殊和具體的歷史事件或狀態(tài)并且爭取發(fā)現(xiàn)它們背后的一般機理或法則的努力中，他洞察到了戰(zhàn)爭和兵法的基本問題。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對羅馬史家們的研讀幫助他理解他自己所處時代的國際體系：國家是逐步成長和擴張的，它們永無休止地卷入戰(zhàn)爭，力圖擴展它們的權勢和領土，并且為自己的生存而戰(zhàn)，抵擋試圖征服它們的其他國家"。(注：Felex Gilbert,"Machiavelli: 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 "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1,section 4.)由此，馬基雅維利成了最早把握現(xiàn)代國際體系的權勢競爭性質(zhì)的思想家。
國際關系的歷史論述、思考和解釋對國際關系理論思想有首要意義：這是一切高度注重歷史經(jīng)驗的國際關系學者的起碼信念，并且在一切推崇和深入借鑒政治思想和國際關系思想的悠久傳統(tǒng)的人看來理所當然。在他們中間，有國際關系理論"英國學派"的旗手馬丁·懷特。他在一篇影響廣泛的論文中，指出了一個對于熟讀典籍的學者來說昭然若揭的事實，那就是"雖然被公認的政治研究經(jīng)典都出于政治哲學家，但它們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惟一被公認的對應物只有修昔底德的歷史著作。而且，國際政治的性質(zhì)、外交的要務，在政治理論或國際關系理論中體現(xiàn)和傳達的，少于在歷史著述中體現(xiàn)和傳達的"。(注：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1.)例如，一個人要真正理解"最高級的治國方略"，即黎塞留、威廉三世、帕麥斯頓或俾斯麥之類大國務家的均勢操作，就只能求助于利奧波德·馮·蘭克或阿爾貝爾·索雷爾之類大歷史學家的歷史著作，而非國際關系理論著作。因此，與基于"新方法論"的理論著作相比，國際關系史著作更好地傳達了對外政策的性質(zhì)和國際體系的運行方式。
以關于國際關系的歷史考察為基干，結合尤以廣闊深邃的宏觀思考為特征的哲理性思維，就有了所謂國際關系理論化的經(jīng)典方法。按照對這種方法的一項經(jīng)典界定，它是一種得自哲學、歷史和法律(注：它所以也得自法律，首先是因為從格老秀斯開始的國際法學家構成20世紀以前對國際關系有理論性思考和論說的主要群體之一，也是因為國際法理學傳統(tǒng)由此構成國際關系思想傳統(tǒng)的一大組成部分。) 的方法，"首先以明確地依賴判斷力的行使為特征，以依賴這些前提為特征，那就是……關于這個主題(國際關系)的廣泛命題必定因此來源于一個在科學意義上不完美的理解或直覺過程，它們至多只能被給予與它們的可懷疑的來源相稱的、試驗性的和非定論的地位"。(注：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in John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1990,p.83.) 以國際關系史的研習和思考為基干的這種經(jīng)典方法正是國際關系研究的悠久傳統(tǒng)，它至少直到很晚近的時候為止，始終構成絕大多數(shù)國際關系理論化嘗試的基石。(注："我們可以在將國際關系系統(tǒng)化的20世紀各項努力中看到這一方法，也就是在諸如阿爾弗雷德·齊默恩、E. H. 卡爾、漢斯·摩根索、格奧爾格·施瓦森伯格、雷蒙德·阿隆和馬丁·懷特等人的著作中看到這一方法。而且，它也是他們的各個不同先驅(qū)(他們力圖將其關于國際關系的零散的思想和局部議論匯集起來)所用的方法，這些先驅(qū)包括馬基雅維利和伯克那樣的政治哲學家、瓦特爾和奧本海那樣的國際法學家、根茨和科布登那樣的政論家、黑倫和蘭克那樣的歷史學家。正是因為這一方法是那么悠久的標準的方法，所以我們可以將它稱為經(jīng)典方法。 "參見：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p.83。) 不僅如此，由于國際關系問題(至少是國際關系的那些中心問題)固有其復雜的經(jīng)驗性質(zhì)和基本的倫理性質(zhì)，如果國際關系研究要真正適切和注重其根本、側重其實質(zhì)的話，那么在當今和未來，倚重歷史-哲理思考的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方法應當是其首要方法。
與這種經(jīng)典方法有很大區(qū)別的是"科學方法"，其命題或論斷基于邏輯的或數(shù)學的證據(jù)，或基于嚴格的實證性驗證程序。在其趨于極端的形態(tài)上，其信仰者設想理論化等同于構建和運作模式，并且執(zhí)迷于單純的量化描述和分析，力圖追求在自然科學中往往能夠達到或容易達到的那種精準、簡明、確定性和可驗證性，甚至"將國際關系的種種經(jīng)典理論當做無價值之物撇在腦后，顯然將他們自己想像為一門全新的科學的創(chuàng)建者"。(注：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pp.83-84.)國際關系研究在若干方面的顯著進步表明，"科學方法"有其重大甚至偉大價值，然而它的不易避免的弊端(或者說迷信和濫用這種方法的弊端)也已經(jīng)在數(shù)十年的國際關系研究中顯示出來。這些弊端主要在于脫離復雜的經(jīng)驗實際，忽視根本而專注于邊際，忽視實質(zhì)而專注于形式，漠視認識的相對性，缺乏對本身研究結論的適當?shù)膽岩蓱B(tài)度。與此相關，尤其要像近20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指出和批評的那樣，那些過度倚重此類方法的國際關系理論派別有其特別基本的大毛病，即漠視哲理(特別是倫理)思考，漠視歷史研究。(注：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3; Roy Preiswerk,"Could We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f People Mattered?"in Gordon Feller, Sherle R. Schwenninger, Diane Singerman,eds., Peace and World Order Studies: A Curriculum Guide, 3rd editio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Academic Program,Institute of World Order,1981,pp.2-23; K. J. Holsti,"Scholarship in an Era of Anxiety: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19-199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7,38.)
二、國際關系史研究獨特的重大價值
這里說國際關系史研究有獨特的重大價值，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從屬于世界或區(qū)域的政治史、政治經(jīng)濟史或社會發(fā)展史研究，雖然它與這些歷史有密切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蛘哒f，后一類研究遠不足以代替前一類研究，即使只是在前者的特別基本的方面也不行。因此，近幾十年來在歷史學界與此相反的并非罕見的看法不免狹隘和錯誤。
國際關系史研究所以有獨特的重大價值，是因為國際政治有其作為歷史一大基本動因的固有的、獨立的意義。當代國際關系史學家保羅·施羅德在其論著《歐洲政治的轉(zhuǎn)變(1763至1848年)》(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1763-184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的前言里特別強調(diào)了這個重要道理。他開宗明義地申明：該書的目的之一"在于使國際政治重新回到這個時代(即從七年戰(zhàn)爭結束到歐洲1848年革命的時代)歐洲歷史的中心位置，一如它過去曾經(jīng)占有而現(xiàn)在仍然所屬的那樣"，雖然這個時代發(fā)生了在現(xiàn)當代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看來遠為重要并且支配全局的法國大革命和工業(yè)革命，甚至還有其意義超過那個時代國際政治的美國革命和1848年歐洲革命等。施羅德進一步解釋說，他"這么做的目的并非使國際政治恢復它在利奧波德·馮·蘭克以及一大批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歷史學家們那里擁有的首要地位，即作為歷史的核心驅(qū)動力和變更與進步的首要引擎"。(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1763-1848,p.ix.)由蘭克作為歐洲現(xiàn)代史研究基本原則兼現(xiàn)代強國對外政策基本原則來提倡的"對外政策第一(the primacy of foreign policy)"觀念(注：蘭克強調(diào)：最重要的國家利益是他所說的"政治利益"，即國家在對外關系中維護自身獨立和爭取權勢，它支配和決定其他國家利益;國內(nèi)生活中的意識形態(tài)或利益問題，從屬于國際權勢政治和國家對外地位。這是蘭克用以解釋現(xiàn)代歷史和評判時事的一項原則，名曰"對外政策第一"。見時殷弘、郝瑩：《利奧波德·馮·蘭克的國際政治觀》，載《歐洲》，1998年第4期，第4～10頁。)已經(jīng)過時，不需要也沒有人想要予以恢復。然而，國際政治作為與歷史中其他多數(shù)基本要素同等重要和自在自為的一類要素，確實以它本身的相對獨立的方式屬于歷史。必須從它本身的體系和結構的角度來予以理解和研究，而不是作為其他社會體系或結構的一個附屬因素。
蘭克對17世紀末英國"光榮革命"的起因和后果的闡析，連同施羅德本人對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根本原因的辨識，提供了關于國際政治作為歷史基本動因的固有意義的很好說明。蘭克所著《英國史》的重大特征之一，就在于對英國國內(nèi)事態(tài)與歐洲大陸政治之間關系的揭示和強調(diào)。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的稱霸企圖和謀霸努力，它對英國復辟王朝和天主教復辟勢力的支持、資助和終極支配以及所有這些在英國新社會力量和新教公眾中間引起的憂慮和憤怒，造就了英國"光榮革命"，而"光榮革命"的結果(尤其是早已在抗擊法國的荷蘭執(zhí)政奧蘭治親王威廉入主英國王位)對于法國以外的中西歐諸強逐步形成大聯(lián)盟，并且最終經(jīng)過西班牙繼承戰(zhàn)爭粉碎路易十四的稱霸圖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由此可以說，它們變更了歐洲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和主要規(guī)范，變更了對于各國內(nèi)部狀態(tài)至關重要的主要外部政治環(huán)境。由于對"光榮革命"的歐洲國際政治原因和影響的這種揭示和強調(diào)，使得蘭克關于17世紀后期英國史的論述顯著地優(yōu)于在當代占優(yōu)勢的有關歷史編纂和討論，后者大致囿于英國內(nèi)部的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
蘭克對法國大革命的原因也有其鮮明的歐洲國際政治解釋，雖然它并不排斥法國內(nèi)部社會政治動因的緊要意義。蘭克在其1833年的經(jīng)典論文《論列強》中，認為法國大革命爆發(fā)的一個首要原因要到18世紀歐洲國際關系中去尋找，(注：蘭克認為，"關于大革命的原因已經(jīng)有了許多討論，而且人們是在絕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去尋找它們。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導致法國政府聲譽掃地的法國國際地位的變化?！蚱渌鷼獠膰业呐d起(正是這些國家減抑了法國先前的勢力)而來的所有狀況，都被法國人歸咎于它們對外政策的無能，歸咎于它們國內(nèi)情勢的確實無可否認的墮落。法國國內(nèi)的改革運動由此而起，它太快地轉(zhuǎn)變成了一場革命，而它從一開始也正是針對外部世界的"。參見Leopold von Ranke,"The Great Powers,"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Inc.,1973,p.91。)或者稍微演繹他的意思是說，要到這個時代的國際政治基本模式和形態(tài)(即幾乎毫無制約的國際權勢政治、完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去尋找，因為正是它們導致了七年戰(zhàn)爭以及法國在這場大戰(zhàn)中的失敗，從而造就了法國大革命爆發(fā)所需的根本的環(huán)境和成因。一個半世紀以后，當今最重要的歐洲國際關系史新著之一《歐洲政治的轉(zhuǎn)變(1763至1848年)》仍然不同凡響地強調(diào)這一點，并且予以更多的論說，表明國際政治是相對獨立的歷史基本動因。施羅德在該書中如此談論高度重視法國大革命的國際政治原因的廣泛學理意義，說他要向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提出看待18世紀后期歐洲的一種不同方式。18世紀后期歐洲的社會運動和革命通常被視為重大的結構性事態(tài)發(fā)展，具有深刻的原因和后果，而其對外政策方面的事態(tài)發(fā)展卻被當做表面現(xiàn)象，當做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和個人選擇的結果："這是危險的看法。"基于一流的專業(yè)研究，施羅德指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fā)一定程度上是個偶然事件，而18世紀后期的各場影響整個國際體系的重大戰(zhàn)爭卻不是。"法國大革命若被認為是1789年發(fā)生的一樁事件，那并不是無法避免的;它所以發(fā)生，是因為旨在避免革命的改革計劃恰好失敗了。在同一時期內(nèi)，受革命威脅的其他國家避免或控制了革命--首先是奧地利，還有英國、俄國、某些德意志和意大利邦國都如此，而法國也有可能構設一種合理的方案，據(jù)此本來也可以做到避免或控制那里的革命。(但是，)在同一個時期，沒有任何受到戰(zhàn)爭嚴重威脅的國家長久地規(guī)避了戰(zhàn)爭，包括許多費盡心機想做到這一點的國家。"(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pp.51-52.)顯然，原因是結構性的而非偶然的。歐洲國家通行的國內(nèi)秩序力量(常備軍和警察、法律和稅收體系、階級機構、宗教和社會傳統(tǒng)等)一般提供了防止或抵擋革命的相當有效的武器;然而就防止戰(zhàn)爭而言，18世紀的國際體系僅提供了均勢政治這一辦法，而正是其基礎和表現(xiàn)--"自由放任的"經(jīng)典國際權勢政治--導致了那個時代的一場場重大戰(zhàn)爭。
施羅德在《歐洲政治的轉(zhuǎn)變(1763至1848年)》一書中反復表示，他力求通過對這一歷史過程的研究，具體地否定一種"最近幾十年來并非罕見的觀點"：國際關系史是表面事態(tài)的歷史，它如果不附屬于一項對歷史和社會的真正塑造力量的分析就沒有意義;或者說，國際關系史倘若為它本身而研究，就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樣的觀點主要表現(xiàn)為3種形態(tài)：(1)庸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研究國際關系史若無徹底的社會經(jīng)濟史觀統(tǒng)帥，就會看不見存在于經(jīng)濟-社會形態(tài)、階級結構和生產(chǎn)關系中的國際政治根源;(2)"年鑒派"歷史學家的觀點，即國際關系史缺乏歷史的本質(zhì)框架，缺乏總體史和系列史的深層結構和聯(lián)結;(3)"社會史"(或曰"現(xiàn)代化史")的觀點，即國際關系史忽視了現(xiàn)代歷史的動力，忽視了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帶來的變更。對這些否定國際關系史的獨特的重大價值、否定國際政治作為歷史基本動因之一的固有意義的觀點，施羅德機智地予以批評：庸俗馬克思主義者通常只見樹根而不見森林，"年鑒派"史家只見總的全球風景而不見森林，"社會史"則是只見木材工業(yè)而不見森林。
施羅德堅定地相信，可以"像一位專業(yè)的森林學家那樣來觀察和理解國際政治這一森林，懂得并尊重作為如此的一門獨立學科的森林科學：它既同其他學科密切相聯(lián)并向它們吸取教益，又有著自身的規(guī)則和體系。這意味著精心地將森林當做森林來研究……而非簡單地當做理解其他什么東西的工具來研究(這其他什么東西可以是氣候、生態(tài)、木制產(chǎn)品的經(jīng)濟學、森林動物和居民的社會組織，或者你隨便想到的任何東西)"。(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pp.x.)這番話代表了史學界對國際關系史的一種深刻理解。
三、廣闊的視野、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
國際關系學必須以國際關系史學作為基礎和主要內(nèi)容，而國際關系史學也必須以國際關系學包含的種種理論性范式、觀念和命題作為一類基本工具。無論是國際關系學還是國際關系史學，就其大者而言之，都需要有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即"空間和時間"兩方面的智識恢宏性，或在這個意義上的廣闊的視野。在冷戰(zhàn)結束前后世界政治的多方面突變和混沌引起的廣泛驚詫、困惑和不安之中，善于宏觀哲理思考的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想起了在總體理解能力上有巨大進步的地質(zhì)學。由于發(fā)生了板塊構造學說這一革命性變革，地質(zhì)學成了一門"大環(huán)境"學科。其智識飛躍的重大意義就在于首次有可能將地球在其地表構造上設想為一個能予以統(tǒng)一理解的整體，并且由此理解在地表某個大部分進行的過程怎么影響其余部分。理解國際政治需要一種與之類似的廣闊的、全面的視野，亦即需要將注意力集中于國際政治事態(tài)發(fā)生于其中的舞臺或環(huán)境，就像充分注意它們本身一樣。這么做的功效將是有限的，它并不能使國際政治的觀察家和研究者比地質(zhì)學家們更有可能搞出精確的預測;然而另一方面，這么做能夠?qū)е碌膶嵺`結果仍然非同小可，甚至興亡所系，生死攸關，因為人們據(jù)此至少能夠?qū)Φ卣鹨话愕耐蛔冇兴鶞蕚洌?quot;我們能事先加固露天看臺，加強通訊線路，標明疏散出口，使得緊急救援隊處于隨時應變狀態(tài)。"不僅如此，它還能產(chǎn)生遠非無關重要的智識興趣和思想滿足："即擴展我們的理念，因而也擴展我們的夢想--更能理解和適應事態(tài)發(fā)展的理念和夢想，即使這種事態(tài)發(fā)展不是天界的玄機神變，也至少是人世的風雨滄桑。"(注：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99;引語見該文最后一段。)
在歷史學領域，廣闊的眼界、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曾經(jīng)造就了一個以基佐、米涅和梯也爾為代表的19世紀法國史學界"政治學派"。即使它有著如下所述倘若偏重宏觀史就容易有的弊端。按照著名的史學史著作--《19世紀的歷史和歷史學家》的評述，(注：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1959,chapter 10;以下關于基佐的引語見該書第181～182頁。)與前一個時期流行的浪漫主義史學相反，基佐和米涅等人的目標大多在于解釋而非描繪，其旨趣主要是社會的結構、政府形態(tài)的演化和國家互相間的關系。尤其是基佐，他在19世紀30年代的講座《法國文明史》成為19世紀前半期最偉大的史學成就之一。他"是類似解剖學家解剖一個生物體那樣解剖一個社會的第一人，是類似生理學家研究動物機體的功能那樣研究社會機體功能的第一人……在抓住事態(tài)底下的觀念的能力方面，在洞察那些支配外在變遷的內(nèi)在變更和發(fā)現(xiàn)一個時代的思想趨勢方面，從未有任何人比得過他"。基佐宣告，歷史學家有三重任務：從事歷史的解剖學、歷史的生理學和歷史的外在面相學(external physiognomy)，亦即(1)收集和調(diào)查事實，研究它們?nèi)绾位ハ嗦?lián)系;(2)發(fā)現(xiàn)社會的組織和生命，發(fā)現(xiàn)左右事態(tài)進程的法則;(3)重現(xiàn)一個個已逝事實的活生生的面貌，展示它們的個性形式和特質(zhì)。用基佐本人的話說，"這些構成歷史學，每一部大的歷史著作都必須按照這些檢驗來給予評判。"基佐所以能夠成為馬克思高度贊賞的、"在我以前很久……就已論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fā)展"的主要歷史學家之一，(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頁。)"政治學派"所以能夠在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以前成就上述宏大的社會機體歷史解釋，主要原因就在于具備本節(jié)所談的思想方法和智識素質(zhì)。(注：然而，也需要指出，基佐和"政治學派"有著倘若偏重宏觀史(特別是"科學的"宏觀史)就容易有的一大弊端，即履行不了基佐本人說的"歷史的外在面相學"任務?；?quot;缺乏講故事和描繪的能力，缺乏圖畫般和戲劇般的想像力，缺乏對個人和事物個性的興趣。他的歷史記錄過于對稱均勻。對他的最透徹的批評來自圣伯弗。'從遠處來看的歷史經(jīng)歷了一種變形……構成歷史的愚蠢、野心、成百上千稀奇古怪的偶然事件統(tǒng)統(tǒng)不見了。每一個偶然事件都成了必然?；舻臍v史過于符合邏輯，以致不是真的'"。參見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182。)
某些國際關系史學家及其著作很好地表現(xiàn)了廣闊的眼界、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這方面的一個范例是保羅·肯尼迪。差不多貫穿他的所有主要論著的一大引人注目之處，在于地緣政治眼界和地緣戰(zhàn)略分析。尤其在空間方面總體地把握世界政治或區(qū)域政治，或者說將局部的、一地的國家行動和國際關系置于全球或區(qū)域的地理-政治大框架內(nèi)，體現(xiàn)了他對地緣政治思考的一項難得的突出長處，這對于國際政治和戰(zhàn)略考察的裨益不言而喻。此種總體性在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開頭對歐洲興起的根本原因的判斷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注：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1987,pp.17-22.)歐洲所以能在世界現(xiàn)代歷史開始階段騰躍為世界上最生機勃勃、而后又最強大有力的地區(qū)，歸根結底得益于它那特殊的地緣條件。歐洲地形支離破碎，眾多山脈和森林將各個人口中心隔離，而其氣候從南到北、從西到東都有很大變化。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這樣一種地緣特征，歐洲在1500年后能夠超越和壓倒中華帝國、印度莫臥兒帝國、波斯帝國以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世界力量分布中取得壓倒性的領先優(yōu)勢。較具體地說，第一，歐洲崎嶇多變的地形減少了外部勢力入侵的可能性。第二，歐洲不同的氣候條件有利于產(chǎn)出適于交換的種種不同產(chǎn)品，眾多可通航的河流又顯著便利了不同產(chǎn)品之間的交換，而周邊環(huán)海這一狀況刺激了造船業(yè)并促進了海上貿(mào)易，并且最終導致歐洲沿海新的財富中心的確立。第三，歐洲支離破碎的地形，加上其多變的氣候，有助于促成并維持政治上的分裂，而這對于歐洲的崛起具有關鍵意義：不存在任何統(tǒng)一的權威可以有效地阻止貿(mào)易發(fā)展，不存在任何中央政府可以因其取舍安排而隨意使某一產(chǎn)業(yè)在歐洲范圍內(nèi)興盛或衰敗，也沒有無所不在的苛稅體系來對商人和企業(yè)家進行系統(tǒng)、全面的掠奪，正是這樣的掠奪嚴重阻礙了歐洲以外各個帝國的經(jīng)濟成長。不僅如此，為維護生存與獨立，歐洲各個分散的和互相競爭的政治實體競相加強軍備，繁榮的武器貿(mào)易大大刺激了軍事技術在各國的發(fā)展，這既阻止了某一個歐洲強國能憑借絕對的軍備優(yōu)勢建立大一統(tǒng)的"普遍帝國(universal monarchy)"，也使得歐洲地區(qū)在軍事領域取得了對其他文明和實力中心的決定性領先地位。
又如，依憑同樣的總體性視野和總體性理解，保羅·肯尼迪確認了工業(yè)化進程引發(fā)的地緣政治變遷，連同這一變遷導致的國際實力和潛力分布的重大變化趨勢。這使得他在地緣政治理論的基本論辯中，更多地站在麥多德而非馬漢一邊。19世紀后期開始的廣泛工業(yè)化對地緣政治造成了巨大影響，其結果在于海權相對衰落，陸權相對興盛。陸上巨型大國在人口和自然資源規(guī)模方面擁有潛在優(yōu)勢，而這種優(yōu)勢由于工業(yè)革命的擴散有了開發(fā)的可能和必然。它們依憑工業(yè)化過程，能夠獲得遠大于英國之類傳統(tǒng)島國(以及其他"中等國家")的工業(yè)發(fā)展。特別是鐵路網(wǎng)絡的擴展顛覆了原先海權優(yōu)勢的一項先決條件--同陸上交通相比，海上交通更為便利，成為陸上大國開發(fā)其巨大資源、并且因此弘揚陸權的極有力動因。不僅如此，工業(yè)技術擴散和鐵路發(fā)展對海洋國家和陸基國家有著不同的戰(zhàn)略意義：陸上兵力投送更為方便、迅速，從而使傳統(tǒng)的海洋國家更難防范陸基國家對其海外殖民地的攻擊;發(fā)達的鐵路與新技術武器如魚雷、潛艇大大降低了島國傳統(tǒng)的戰(zhàn)略利器--海上封鎖的效用，同時使這類國家更難保護其海上生命線;工業(yè)化改變了戰(zhàn)爭的規(guī)模與進程，擁有巨大人口、領土資源的國家更有可能贏得一場大規(guī)模的持久戰(zhàn)爭。(注：Paul Kennedy,"Mahan versus Mackinder: 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in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Eight Stud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83,pp.41-85."工業(yè)化產(chǎn)生的影響在于使各國利用自身占有資源的機會均等化。從長遠看，它終將剝奪較小規(guī)模的海島國家享有的優(yōu)勢，賦予龐大的陸基強國更多利益。"(注：Paul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1865-1980,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p.23.)這同其他一些根本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得美國和蘇聯(lián)這樣擁有絕對規(guī)模優(yōu)勢的洲級大國決然興起，相對而言，英國這樣的傳統(tǒng)島國和其他"中等國家"急劇衰落。這樣一幅歷史圖景，無論是其宏偉性還是其解釋力，都達到了令人贊嘆的程度，并且雄辯地指示了有關的歷史基本方向。
與本節(jié)的主題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宏觀史與微觀史的區(qū)別以及宏觀史的特征。(注：本段的談論大體依據(jù)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一書前言， 引語亦取自該處。參見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歷史學家可以分為兩類："分割者"與"聚合者"。"分割者"大多集中于特定的具體史事的精細還原、澄清和分析，并且大多為了他們自己互相討論或爭辯而寫作。與之不同，從事宏觀史的"聚合者"力求使一個有較宏大主題的史事系統(tǒng)呈現(xiàn)出內(nèi)在邏輯秩序，或者說將此秩序加諸其上。"他們表達那種試圖揭示出整個時期的含義的廣泛概論;他們追求使復雜的事態(tài)系統(tǒng)化，將歷史的混亂、無序和絕對邋遢簡化為干凈利落的圖案，恰好適合書里面各章對稱的框架"，并且通常被供給不那么富有專業(yè)評判能力的廣大讀者。在一個課題領域內(nèi)，"分割者"們的努力加起來可以產(chǎn)生大量細致的專著，然而并無任何總的圖案從中浮現(xiàn)出來。在這樣的時候，調(diào)整"分割"與"聚合"之間的既有成就對比、以利"聚合"的努力至關緊要，為此總體性視野、具有創(chuàng)意的視角和多少貫通全局的主題性理念的塑造必不可少。其目的是在已有的微觀史的基礎上，達到微觀史不能成就的，那就是歷史圖景獲得其總體上的統(tǒng)一性和各局部之間的連貫性，或者說呈現(xiàn)出"總的圖案"，舍此不會有真正的歷史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