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誠：抔抔泥土壘大丘
來源：人大新聞網
摘要：周誠(1927—2014)，遼寧義縣人。以研究農業(yè)經濟、土地經濟為主的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yè)與農村發(fā)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本文回顧了他的求學、成長經歷，以及他從事農業(yè)經濟、土地經濟研究，開展“咬文嚼義”活動的情況。本文由周誠教授于2011年11月寫成，中國人民大學校史研究室與周誠教授商議，作了編輯整理。本文收錄于《求是園名家自述》。
在戰(zhàn)亂中勵志成才
我1927年10月1日出生于遼寧省義縣，原名劉起儒，1948年參加革命后改用現(xiàn)名。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我在沈陽，但因年紀太小，而只能從父輩的回憶中獲得一些間接印象。我的一些長輩積極投身抗日斗爭，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比如我的伯父劉凱平，積極參加愛國活動，1932年參加了東北義勇軍并受聘擔任高等顧問，后來被捕、犧牲，1980年經民政部正式批準授予“革命烈士”稱號。
因日寇侵華，少年時期，我被迫隨家先后遷居天津、西安、成都等地，顛沛流離。1936年“西安事變”時，我在西安上小學，見到在城門樓上懸掛的大幅標語：“堅決擁護張楊八大主張!”大學生們在街上列隊游行，高呼口號：“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這些都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在由西安遷往成都的途中，我親身經歷了逃難的種種苦楚，而且我弟弟在途中因病夭折，全家人不勝悲痛。
在成都時，由于日本飛機不時來轟炸，經常被迫“跑警報”——日本飛機出動并飛向成都方向后，中國政府各地的防空部門所安放的巨大揚聲器適時發(fā)出“預行警報”，于是人們迅速躲到“防空壕”或“防空洞”中去，等到敵機飛走后，再發(fā)出“解除警報”。成都曾經遭到幾次大轟炸，位于鬧市區(qū)的鹽市口曾經被炸成一片火海，僅留斷壁殘垣，慘不忍睹!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在戰(zhàn)亂中度過的。國家、人民、家人的不幸遭遇，對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激勵作用，這是我樸素的愛國主義和立志成才、奉獻社會以及后來發(fā)憤治學以報效社會等情感的源泉和基礎?！懂厴I(yè)歌》中的一句歌詞“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就是我的座右銘之一。也正由于此，我對學術活動一直不離不休：生命不息、鉆研不止，力求燃燒自己，奉獻社會。
在求學中走向革命
初中畢業(yè)后，我就讀于黃埔中學。這所學校為黃埔軍人所創(chuàng)辦，以吸收黃埔子弟為主，但也吸收非黃埔子弟，我屬于后者。校方特別關注教學質量，在聘請老師方面很不一般。例如，語文老師是一位舉人，講授古文駕輕就熟(當時高中語文課就是學習古文)。英語老師由華西大學林福美教授兼任，教中學綽綽有余。我們班是該校首屆高中畢業(yè)班。當時由校方提名，經過相關人員舉手表決，我掛上了“黃埔中學畢業(yè)同學會會長”的頭銜。不過，該會一直是個空架子。然而，“文革”中“軍宣隊”進入我后來任教的中國人民大學后，有人把此事提出來大做文章，成立“專案組”，搞“外調”，最后因為一無所獲而不了了之。
高中畢業(yè)后，我先后就讀于北平輔仁大學農學系、北京大學農學院，在黨所領導的學生運動中受到了一定的教育。在沙灘地區(qū)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學習社”中，我接觸了《大眾哲學》、《新民主主義論》、《論聯(lián)合政府》等著作，對共產黨有了初步了解。特別是介紹解放區(qū)生活的《大江流日夜》這本小冊子，對我影響很大。于是，我1948年底投奔了解放區(qū)，被分配到華北大學政治部學習。當時的課程主要是“社會發(fā)展史”、“中國革命史”、“新民主主義論”、“大眾哲學”等，對我來說的確終身受益。例如，“社會發(fā)展史”按照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以及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樣的順序講，指出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中國革命史”從孫中山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講起，然后講到蔣介石的反革命，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直講到解放戰(zhàn)爭的大好形勢，還號召要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些都是使人心明眼亮的道理，對我的一生起到了引航的作用。
進入中國人民大學
1949年初，我從華北大學畢業(yè)后留校，被分配到教務處教育科擔任干事，從事學員學習情況的調查研究工作，撰寫報告供領導參考。華北大學撤銷、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后，我被調到計劃經濟系農業(yè)經濟研究生班學習。半年后，因工作需要，被調出擔任教員，并在蘇聯(lián)專家的輔導下，經過幾個月的備課，于1951年9月開始講授“農業(yè)基本部門經濟”課程，隨后又在聽蘇聯(lián)專家講課的基礎上，給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農業(yè)企業(yè)組織與計劃”(即“農業(yè)企業(yè)經營管理學”)、“農業(yè)經濟學”等課程，并參加教材編寫，還發(fā)表過幾篇論文。我曾帶領學生到河北盧臺農場、黑龍江“九三”農場、河北徐水縣、京郊順義縣等地搞過農村調研、參加勞動，也曾會同幾位同事到北京通縣、湖北隨縣、山西汾陽縣等地搞過農村調研。
1964年秋到1965年夏，人大農經系和語文系大批師生到西部某省某縣，與該省另外一個縣的一批干部相配合，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為期半年多。社教總隊由該省另外一個縣的縣委和人大黨委派人組成，但實權在前者手中。農經系曹國興主任對我很看重，為了強化我的基層工作能力，特意向相關領導推薦，將我分配到一個生產隊(相當于一個自然村)擔任“四清工作組組長”，兩個組員都是縣干部。在此期間，上級下發(fā)了統(tǒng)一的標語，要求各工作小組在村中的墻上廣泛書寫。我覺得其中沒有一條是抓生產的，就親自補寫了兩條：“農業(yè)學大寨”和“以糧為綱，全面發(fā)展”。那時，自行書寫額外的標語是違反常規(guī)的，于是種下了禍根。后來，就發(fā)生了一件關系到我的政治生命的重大事件。那時強調“要在貧下中農中間扎根”，我們生產隊選定的生產隊長接班人經過我們反復調研，肯定其家庭出身為“下中農”。然而，上級工作組卻始終硬說是“中農”，認為我們搞錯了。無可奈何，我只好給中央農村工作部寫信進行投訴。后來終于被批復下來，肯定了我們的意見。否則，其后果對我來說必然是災難性的!
1966年夏開始，我在學校經歷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10月起，我作為第一批學員之一，下放到江西余江人大“五七”干校參加勞動，1971年底回到北京。這兩年多的干校生活，當然有失有得。“失”主要是損失了寶貴的治學時間，“得”主要是鍛煉了身體并深入了解了農業(yè)生產實際。持續(xù)參加勞動，起到了強身健體的作用，對后來持續(xù)地搞學問大有益處，而且增加了豐富的農業(yè)生產感性知識。此外，當原班長任期半年調回北京后，后兩年就由我接任，這也是一個極好的鍛煉。
從1972年底到1977年初，我被借調到中央農林部工作四年多，主要是參加政策調研，去過山東、上海、江蘇、湖南、陜西、山西、福建、廣東、海南等地，開闊了眼界，受益匪淺。人大復校后，部領導要把我留下?lián)握哐芯渴腋敝魅?副局級)，我沒有絲毫猶豫就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愿寫“遵命文章”，而且怕受到別人的妒忌、排擠，不如在校搞學問超脫。
人大復校后，我以給本科生、研究生講授“農業(yè)經濟學”為主。后來，由于農業(yè)經濟系與土地管理系以“一個機構、兩個專業(yè)、兩塊牌子”的形式存在，我又給研究生班講授過“土地經濟學”。我從教員當起，后來從講師、副教授逐步升為教授兼博導，曾任農業(yè)經濟教研室主任、土地經濟研究所所長、農業(yè)經濟系副系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人大不動產研究中心主任等職務。在校外，我曾經擔任過北京農業(yè)經濟學會秘書長、會長，中國農業(yè)經濟學會理論與學科建設專業(yè)委員會主任，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現(xiàn)在還擔任著中國土地學會顧問和北京農業(yè)經濟學會名譽會長。擔任這些社會職務，既增強了我的工作能力，又開闊了我的學術眼界，而且給予我更多的機會服務社會，因而感到幸運。
我所帶的博士生的研究方向是農業(yè)經濟和土地經濟兩大方向。此外，無論搞農經還是土經，都離不開理論經濟學、法學等，而自己寫作和指導學生寫作，又都離不開“咬文嚼義”，因而都有所涉獵。
我的農業(yè)經濟生涯
在我的整個學術生涯中，“農業(yè)經濟”這四個大字，分量始終是最重的。在20世紀50年代，我主編了《農業(yè)企業(yè)組織與計劃教程》(內部用書)，其內容很具體、很實用，在相關院校之間進行了交流。另外撰寫了《高級社勞動管理中的基本問題》一書，1956年正式出版。其內容包括勞動組織、勞動報酬兩大方面。1963年，我在《經濟研究》第11期上發(fā)表了《關于農業(yè)生產經濟效果的幾個問題》一文，后來被收入《建國以來經濟效果論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此文提出了提高農業(yè)經濟效果的三個基本原則，即總經濟效果最高、最大效果優(yōu)先充分投資、全部生產資源充分利用(后者包含資源利用的合理性在內)，而且要求正確處理“滿足需要、符合可能與提高效果”三者之間的關系。
我還提出了考察同一種農作物生產經濟效果的“單產—成本綜合指標”，即：“單產╱成本”。在這一公式中，單產愈高、成本愈低時，這一指標的數(shù)值愈高。其中的單產可轉換為產值，這樣就可在不同作物、不同單位、不同年度之間進行經濟效果的多重比較，并從中探尋提高單產和降低成本之途。
我對社會主義農產品成本的內涵、實質，農產品的社會成本和個別成本等問題作了明確界定與深入論述，特別是在《經濟研究》(1964年第4期)上發(fā)表的《論農產品成本》一文中，力主以“標準報酬”對農產品成本中的活勞動消耗進行貨幣估價，即“用等量貨幣代表等量勞動”，從而使農產品成本更具真實性和可比性。這一主張后被有關部門采納。此外，在“文革”前，人大農經系組織了全部搞經濟的教師集中力量編印了兩版《社會主義農業(yè)經濟學》，在全國有較大的影響。主編是當時的系主任曹國興，我是主要執(zhí)筆人之一。
在20世紀70年代，我強調要按客觀規(guī)律辦農業(yè)，探索了農業(yè)擴大再生產的規(guī)律，論述了農業(yè)現(xiàn)代化和“農業(yè)增產增收”的有關規(guī)律及實現(xiàn)增產增收的基本途徑。我有一篇論文還被譯成英文，刊登在美國的《中國經濟譯叢》上。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創(chuàng)新出現(xiàn)在中華大地上時，我深入安徽肥西縣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對這一新生事物從理論上進行分析和肯定。我在《經濟研究》1980年第10期上發(fā)表了《農村人民公社生產隊實行產量責任制問題的探討》，接著又在《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1981年第2期發(fā)表了《論包產到戶》。這兩篇文章奠定了我在農村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理論研究中的地位。在2008年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的評選中，農村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理論成為獲獎理論，我也被承認為該項理論的主要貢獻人之一。
1981年10月，我撰寫了《農業(yè)擴大再生產》，作為農業(yè)部主辦的全國“農業(yè)領導干部學習研究班”的教材，并為全體學員講課。這一著作首次全面、系統(tǒng)地論述了農業(yè)的價值形態(tài)擴大再生產問題，簡言之，即農業(yè)的“增產增收”這一核心問題。這一論述，為我后來提出“農業(yè)先天性困境社會解救律”作了鋪墊。1981年，我還在農業(yè)出版社出版了《按照客觀經濟規(guī)律辦農業(yè)》一書，系統(tǒng)地闡述了主要的經濟規(guī)律如何在農業(yè)部門中應用的問題。
1982年至1983年，我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做了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比較深入地了解了美國農場制度，通過參觀、訪問幾個農場，在圖書館查閱大量資料，并不斷請教美國學者，最終撰寫了《美國農場制度剖析》一文，發(fā)表于1984年第8期《農村發(fā)展探索》。訪問期間我還應邀開設了“中國農業(yè)經濟”講座，內容是中國農村的“包產到戶制”，一共講了三次。用英文向對中國農村知之甚少，甚至幾乎一無所知的人講這一問題，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經過精心備課，詳細講解，甚至加上圖解，結合答問，終于使對此感興趣的20多個聽眾堅持聽下來而且基本聽明白了，我自己也感到十分欣慰?！睹绹r業(yè)經濟學》一書，是由美國專家推薦、我牽頭翻譯的一本有代表性的美國農業(yè)經濟學教科書，于1987年由農業(yè)出版社出版，填補了國內在這方面的空白。有些網上讀者認為，此書是最佳經濟學讀物之一。
《社會主義農業(yè)勞動經濟與管理問題概論》1985年出版，是由我主編，我的同事羅偉雄、姜克芬參編的，內容很詳盡。同年出版的還有《社會主義農業(yè)經濟管理問題》這本教科書，封面署名的編者是“中國人民大學農業(yè)經濟系”，只是在“編者說明”中說明本書由周誠主編，然后按姓氏筆畫排列了16位作者的姓名。
《中國農業(yè)百科全書·農業(yè)經濟卷》(1990)是我以編委會副主任之一、《總論》分支主編的身份參與編寫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并因此獲得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fā)的“科技進步一等獎”獎狀。除了編寫了一些條目，審閱和修改了一些條目以外，我受中國農業(yè)百科全書編務委員會副總編輯陶岳嵩先生之托，對全書的大樣進行了終校，即進行了最后把關。
《農業(yè)經濟研究》一書，是中國人民大學農業(yè)經濟系于2000年4月印行的一本達30余萬字的自選集。有的單位在辦農業(yè)經濟講習班時，曾把它當做主要教材;有的單位則把它作為農業(yè)經濟學的參考書。
2007年8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民大學名家文叢》中的《周誠自選集》一書的第三部分——農業(yè)經濟選入了20多篇文章，約為15萬字，大體上可反映我的農業(yè)經濟論的突出部分。
《實事求是以文會友集》是人大“農口”部分校友紀念校慶70周年的文集。2007年10月，由我發(fā)起并擔任主編，邀請溫鐵軍院長擔任顧問并作序，原副系主任嚴瑞珍教授擔任顧問，原系主任田新?lián)慰偛邉?，原副系主任林增杰、原院長唐忠、現(xiàn)副院長孔祥智擔任策劃，部分校友贊助。該書收入文章62篇，作者65人，約70萬字。這是我懷著對“人大”、“人大農口”的深厚感情而進行的“赤子奉獻”。該書的基本宗旨是“實事求是，以文會友;砥礪學術，共享豐收”，“編后感”中有“慈母恩深難忘”、“學子如魚得水”等充滿激情的話語。
近年來，我集中力量研究中國“三農”經濟基本理論問題，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主要包括《論中國“三農”經濟的八大關鍵問題》(2010年)、《全新重農主義論》(2011年)，以及“涉農八大規(guī)律”的文章：《正確認識和遵循“國民經濟以農為基律”》，《遵循“農業(yè)解困律”，促進農業(yè)擴大再生產》，《遵循“農業(yè)以糧為基律”，確保糧食安全》，《遵循“農業(yè)以地為基律”，切實保地保農》，《遵循“農業(yè)現(xiàn)代化律”，推進農業(yè)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農業(yè)必遵——“農工商一體化律”》，《論“蔬菜產供消協(xié)調律”》，《我國農地轉非自然增值分配的“私公兼顧”論》。我的這些新論，后來集中發(fā)表于“百度文庫”中刊載的我的《“三農”新論集萃》之中。我還在“超星視頻”中發(fā)表了“三農”專題講座。以上這些，是我的“三農”基本理論的高度濃縮。
我的土地經濟生涯
在土地經濟方面，我是新中國首批研究土地經濟問題的主要學者之一。20世紀80年代，土地管理專業(yè)與農業(yè)經濟專業(yè)以“一個機構、兩個專業(yè)、兩塊牌子”的形式存在和運行。我在搞農業(yè)經濟的同時，兼搞土地經濟，完全是客觀需要所致。
1985年，由我牽頭、以畢寶德同志為輔，成立了中國人民大學土地經濟研究所，并相應地成立了北京土地經濟研究會，動員和組織校內外的相關人員進行土地經濟問題研究，組織教材編寫。1986年10月，由我擔任主編、字數(shù)達46萬的《土地經濟學初編》一書，終于以內部印行的形式問世了。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問世的第一本土地經濟學教材，受到普遍的歡迎。1989年12月，一本由我主編的名為《土地經濟學》的著作，在農業(yè)出版社公開出版。我的傾力獨著《土地經濟學原理》一書，于2003年8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2007年6月出版了第二版。
為了在中國推行土地有償使用制度，20世紀80年代末期至90 年代初期，國家土地管理局多次組織基層干部(如市長等)開展土地管理講習班，請我就地租、地價理論及土地有償使用等問題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講授，以起到啟蒙、普及的作用。它使我有機會將所學理論準確而通俗地傳授給相關的干部，使之運用于實際。這是一個理論工作者的重大享受之一。
近年來，我在中國土地問題上發(fā)表了一些新的觀點：其一，是將農地的征收權上收到中央政府手中，以避免地方政府為了以地生財而盲目征收農地。其二，是由土地使用權出讓的“批租制”改為“年租制”，這樣就可有效地避免政府為了追求土地收入而盲目增加批出土地，以利于節(jié)約土地、保護農地。其三，是根據(jù)“私公兼顧”的原則，合理分配“農地轉非”(即“農用地”轉為“非農用地”)后的土地增值：既反對“漲價歸公”——農地轉非之后的增值部分，全部或絕大部分收歸國有，致使農民利益受損;又反對“漲價歸私”——土地增值的全部或絕大部分歸失地農民所有，致使“得非所值”，造成公共利益受損。
作為兼職研究員，1985年，我受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之托，作為中國的唯一代表，赴羅馬參加聯(lián)合國糧農組織召開的“無地問題專家評議國際會議”(“無地問題”即“沒有土地的農民”的問題)，與各國代表進行廣泛交流，收獲甚為豐富。但在羅馬機場，我的行李“被丟失”了，據(jù)說是“誤運到巴黎”，兩天后才能夠運回。由于我事先準備好的英文發(fā)言稿“丟失”，而第二天開全體代表會議，每個國家的代表都要進行系統(tǒng)發(fā)言，而且規(guī)定以英語作為唯一的會議語言，因此我別無選擇，只好憑記憶連夜補寫。最后終于不辱使命。這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極為罕見的驚險一幕。待到第三天我取回皮箱后，發(fā)現(xiàn)全部物品被翻亂——這實際上是被特工們動了手腳，而不是被“誤運到巴黎”。其目的顯然是要給中國學者制造麻煩。有幾位學者認為應當告到法院，但因時間不允許只好作罷。
1989年12月至1990年1月，我應全國政協(xié)委員、香港著名土地管理專家簡福貽先生的邀請，受國家土地管理局委托，對香港土地制度問題進行了為期近兩個月的考察，歸來后撰寫了長篇考察報告——《香港土地問題考察報告》，發(fā)表于由國家土地管理局外事局局長李煥俊主編、中國大地出版社出版的《考察與借鑒——國家土地管理局出訪考察報告精選》(1996)一書中。在報告中，我提出了對于住宅“宜逐年收取地租以實現(xiàn)地權，并適當降低地租以減輕市民負擔”的重要政策建議。
1990年，我主動發(fā)函與臺灣著名土地經濟學家蘇智超教授、林英彥教授等進行聯(lián)系，獲得了他們慷慨贈書，從此開啟了海峽兩岸土地經濟學術交流的大門，促成了臺灣土地經濟學界代表人物的首次大陸之行。隨后，1992年在北京舉行了海峽兩岸首屆土地學術交流研討會。1993年在臺北舉行的第二屆交流研討會上，我以中國土地學會土地經濟分會主任委員的身份，擔任中國土地學會代表團副團長，提交了題為《中國大陸土地利用的宏觀調控》的論文，在廣泛深入的交流中獲益匪淺。
開創(chuàng)“咬文嚼義”活動
“咬文嚼義”是我獨創(chuàng)的概念，其全稱是“以文載道，咬文嚼義”。所謂“以文載道”，即“通過文章，闡述道理”;而“咬文嚼義”的含義則是：推敲詞句，斟酌含義——遵循語法、合乎邏輯、兼顧修辭。“咬文嚼義”的重要性，是我在長期寫作以及長期指導學生寫作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的，而且日益深刻。我的系統(tǒng)的、全面的咬文嚼義活動的開始，以2007年11月22日成立“中國人民大學明德咬文嚼義沙龍”為標志。這一活動的先導，則是2006年10月21日我應中國人民大學農業(yè)與農村發(fā)展學院副院長曾寅初教授之邀，給部分學生所做的關于文章寫作問題的專題報告。
校黨委程天權書記對于“咬文嚼義”活動很重視，2008年9月專門給我復函，認為“創(chuàng)建的‘明德咬文嚼義沙龍’旨在引導準確使用漢語言文字，這事極為重要。教育教學的工作大哄大嗡搞浮躁不行。針對時弊扎扎實實做一些工作于中青年都有益”，而且題詞“行文須沉吟，疑處查詞典”。
2010年秋，我在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以文載道咬文嚼義通論》一書。程書記的來函及上述題詞，都置于書中顯眼位置。程書記指派干部前來要求購買30冊，我則贈送了40冊，以便于宣傳。人大原校長李文海教授，應我之邀而同意將其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題為《文貴通達》的文章，作為《以文載道咬文嚼義通論》一書的“代序言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研院新聞》(2009年7月10日)發(fā)表的報道我應劉迎秋院長之邀，在該院做報告盛況的通訊，則作為該書的“附錄一”。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咬文嚼義”活動，至今未能廣泛、持續(xù)地開展。
離而不休的晚年生活
2003年，我所帶的最后一位博士生呂亞榮女士的論文通過答辯后，我也就相應地正式結束了教師生涯，而成為離休干部了。但是，在這8年的歲月中，我卻一直是“離而不休”。2003年出版了《土地經濟學原理》一書;2005年被人大授予“榮譽教授”稱號;2007年出版了《周誠自選集》，主編、印行了人大農經校友文集——《實事求是以文會友集》，并出版了《土地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版;2010年出版了《以文載道咬文嚼義通論》。而且還陸續(xù)發(fā)表了不少文章，特別是對于以“農業(yè)先天性困境社會解救律”為代表的涉農八大規(guī)律的論說，具有獨創(chuàng)性。
中央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其中有兩次與我有關，從中獲益，感到溫暖。第一次是在1950年，規(guī)定凡是在校大學生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參加革命而未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的，一律無條件“歸隊”——或者回原院校學習，或者免試進入相關的院校學習。我由人大教務處調到計劃系農經研究生班學習，應屬此類。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后，規(guī)定凡是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因參加革命而輟學的大學生，一律無條件補發(fā)畢業(yè)證書，承認其學歷。我現(xiàn)在手頭持有的“北京大學畢業(yè)證書”就是1997年7月15日補發(fā)的，顯得格外珍貴。
我從1951年開始學習、研究、講授經濟學，迄今已60余年，學術研究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2011年10月，我寫了一首詩來表達我的心情：
執(zhí)教六旬感言
(2011年10月14日)
風雨飄搖路途艱，育人立言豈等閑。
遲暮之年何所求，但愿余熱可奉獻。
讀過我的這首詩，我的學生羅偉雄教授特意寫了一首詩致賀：“從教生涯六十秋，抔抔泥土壘大丘。述著等身滿桃李，老驥伏櫪志不休。”我另外一位學生、國家旅游局干部蔡家成博士則寫了一首七律——《導師周誠教授從教六十周年有感》：“甲子輪回世之常，從教六十歷滄桑。天下興亡終生志，老驥伏櫪著述忙。農經根深枝葉茂，土管論新碩果香。百折不撓咬嚼事，教化雨露播四方。”
真正的學者以學術為生命之魂而始終不渝，我自忖可忝列其間。生命不息，治學不止;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人物簡介
周誠(1927—2014)，原名劉起儒，遼寧義縣人。中共黨員，教授，以研究農業(yè)經濟、土地經濟為主的經濟學家。
周誠早年先后在輔仁大學、北京大學攻讀農學，1950年起在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經濟系農業(yè)經濟研究生班學習，后因工作需要而中途調出任教。1969年10月起被下放到江西余江縣中國人民大學“五七”干校勞動鍛煉。1972年底至1977年初被借調到中央農林部工作。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后，曾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yè)經濟系副主任兼農業(yè)經濟教研室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校學位委員會委員、不動產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農業(yè)經濟學會會長、中國農業(yè)經濟學會理論與學科建設專業(yè)委員會主任、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兼土地經濟分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86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博士生導師。1992年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05年獲評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
周誠主要研究領域為農業(yè)經濟和土地經濟。在農業(yè)經濟領域，是“文革”前人大農業(yè)經濟系集體編寫的農業(yè)經濟學教材的主要執(zhí)筆人之一;是“文革”后農業(yè)經濟系集體編寫的另一本農業(yè)經濟學教材的主編，并且是最主要的執(zhí)筆人;對于農業(yè)經濟規(guī)律、農業(yè)勞動經濟與管理、農產品成本和農業(yè)生產經濟效益、農業(yè)價值形態(tài)擴大再生產等問題的研究較深入，發(fā)表了大量文章，并出版了數(shù)部專著。在土地經濟學領域，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主要學術帶頭人，主編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土地經濟學教材和后續(xù)相關重要著作;2003年出版了獨著《土地經濟學原理》，并于2007年出版了第二版;首創(chuàng)并逐步完善了土地濟學的“土地資源經濟、土地財產經濟、土地資產經濟”的“三大板塊”體系。此外，還涉獵理論經濟，其公開發(fā)表的學術論文《“雙重經濟秉性人”論》具有代表性，屬于獨創(chuàng);在個人寫作和指導學生的寫作中特別注意語法、邏輯、修辭，著有《以文載道咬文嚼義通論》一書，具有廣泛的適用性。
